【中文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英美法系国家兴起了一场“无辜者运动”，旨在修正刑事司法制度，救济释放被冤枉入狱的无辜者，提高刑事司法防范冤案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和英国在冤案发现纠正机制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和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特别是冤案的发现机制和纠正机制出现了分离独立的趋势。介绍、比较和归纳美国、英国的做法以及经验，对于改革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必定能够提供一些启示和思路。

【中文关键字】冤案；发现纠正机制；无辜者运动

【全文】

　　一、美国冤案发现纠正机制

　　（一）官方的救济途径

　　美国是典型的联邦国家，存在51套不同的司法体制。就整体而言，在有罪判决生效以后，无辜的被定罪者主要可以通过三条正式的官方途径申请救济：定罪后提出重审动议和申请人身保护令以及赦免。[1]具体来说，在穷尽直接上诉后，被告人可以通过提出重审动议的方式直接挑战有罪判决。在重审动议被否决后，如果案件审理过程中存在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现象，例如辩护权被剥夺，被告人可以先后向州法院和联邦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穷尽人身保护令之后，被告人还可以求助纯粹行政性质的赦免进行补救。以新发现的证据为由提出重审动议，是直接针对有罪判决可能存在的事实错误，是直接的救济途径。人身保护令一般是针对违反正当程序的案件，旨在保护公民的宪法权利；对于无辜的被告人来说，人身保护令只是一种间接的救济途径，其无法直接发现和纠正存在的事实错误。赦免完全是一种行政性的救济措施，是非常规的补救途径。此外，由于上述途径在发现纠正刑事冤案方面的不足，美国有些州或地方进行了一些发现和纠正刑事冤案的新尝试。

　　1.定罪后提出重审动议——直接的救济途径。

　　通常而言，联邦法院和州法院都设立了申请重审动议程序，被定罪者可以以新发现的证据为理由提出重新审判的动议，其中当然包括新发现的无罪证据。就联邦法层面而言，《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33条明确规定，如果实现司法正义所必需，可以批准以新发现的证据为理由的重审动议。[2]就州法层面而言，针对州法院作出的有罪判决，许多州都规定了被定罪者有权依据新发现的证据提出重审动议。[3]

　　然而在现实中，这类动议很少获得成功，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4]其一，法院批准这类重审动议的标准一般都比较高，即被告人提出的新证据必须达到很有可能令原审判法庭作出不同结论的程度。其二，重审动议原则上只能向原法官提出，其可能存在的先入为主的偏见和维持自己结论的冲动无形中降低了动议获得批准的可能。其三，动议的提出受到严格的时间限制。其四，无辜的被定罪者要想重审动议获得批准，需要尽量提出符合法定要求的新发现的证据，最好是无罪证据。

　　随着DNA技术的发展和成熟，DNA比对检测具备了完全排除无辜者犯罪嫌疑的能力，DNA检测提供的证据完全符合法定要求。在民间力量尤其是美国逐渐兴起的洗冤工程的推动下，从20世纪末开始，美国各州开始单独制定定罪后DNA检测的规则。[5]到目前为止，美国所有的州都已经制定了关于定罪后DNA检测的法律。[6]尽管许多州在范围和内容上设计了限定，在立法过程中存在激烈争议[7]，但不可否认，定罪后DNA检测使无辜的被定罪者成功获得重审的机会大大增加，这也得到了有关研究报告的印证。[8]

　　尽管如此，许多囚犯在申请检测时却依然面临着不可逾越的障碍。从立法上看，当前关于定罪后DNA检测的法律普遍存在一些不足，其中许多学者批评现有法律规定的申请条件过于严格，提供的保护力度不充分。[9]从司法实践来看，有关研究表明，在利用DNA发现和纠正的刑事冤案时，大约在五分之一的案件中，检察官会反对进行定罪后DNA检测。[10]

　　2.申请人身保护令——间接的救济途径。

　　简单来说，人身保护令是指被宣告有罪的被告人主张其被非法羁押，从而针对羁押的合法性提出异议的民事诉讼，是一种旨在纠正毫无正当理由的或滥用权力的羁押的司法救济程序。[11]无辜的被定罪者在穷尽上诉程序和重审动议程序后，可以通过人身保护令来寻求间接救济。如果是州犯罪案件，在穷尽向州法院系统申请人身保护令后，可以继续向联邦法院系统申请联邦人身保护令；如果是联邦犯罪案件，需要直接向联邦法院系统申请联邦人身保护令。然而，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一些判例逐渐开始强调联邦人身保护令的目的在于保护宪法规定的正当程序权利，而不是救济那些仅仅发现新的无罪证据的案件。[12]

　　对于无辜的被定罪者而言，人身保护令只是一种间接的救济方式，通常情况下需要案件存在宪法性错误或宪法权利被侵犯的情形才能发挥实际的救济功用，单纯的事实无罪主张不能成为申请人身保护令的正当基础。[13]然而即便如此，1996年《反恐与有效死刑法》对人身保护令的普通法规则的大幅修改又进一步恶化了这一情况，[14]进一步限制了联邦人身保护令发现和纠正刑事冤案的能力，甚至有学者将其比喻为“一次复杂而艰难的长途旅行”。[15]

　　3.赦免——行政权的救济。

　　在美国，国家首脑和州首脑具有赦免权，美国总统对联邦犯罪案件的被定罪者具有赦免权，州长或特定委员会对州犯罪案件的被定罪者具有赦免权。这些赦免权的运用纯粹基于自由裁量，通常情况下不受任何公共监督。由于赦免极容易招致非议和政治压力，这一行政程序在实践中的使用甚为谨慎。简言之，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支持以此作为释放被定罪者的常规救济途径。[16]

　　4.无辜者调查委员会/定罪公正性调查组——新的尝试。

　　无辜者调查委员会是专门调查和纠正刑事冤案、救济无辜者的官方独立机构。这类委员会是在借鉴英国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经验的基础上设立的，性质一般是政府资助的独立机构，任务是调查和处理申请人提出的事实无罪主张。[17]尽管学界一直强烈呼吁各州甚至是联邦成立类似机构，[18]但到目前为止，只有北卡罗来纳州付诸了实际行动，于2006年正式通过和签署有关法案，成立了美国现在唯一有权调查和处理事实无罪主张的官方机构——北卡罗来纳州无辜者调查委员会（North Carolina Innocence Inquiry Commission，简称NCIIC）。[19]

　　作为另一个独立的、州政府资助的机构，北卡罗来纳州无辜者调查委员会（the North Carolina Innocence Inquiry Commission，NCIIC）享有调查具体案件的权力，专门负责审查重罪案件中被定罪者以新发现的无罪证据提出的无罪主张。该委员会包括八名选举产生的委员。在接到被定罪人向调查委员会提出的书面申请后，委员会首先进行形式审查。如果符合上述条件，委员会通常会启动调查和实质审查。如果是被定罪者当初没有认罪的重罪案件，经过听审后，有五名以上（包括五名）的委员认为存在充分的无罪证据，需要进一步司法审查，案件即会被发回高级法院。如果是被定罪者当初认罪的重罪案件，经过调查和审查后，委员会必须一致认为申请人提出的无罪主张需要进一步司法审查，案件才能发回高级法院。随后，高级法院的首席法院会任命三名法官组成合议庭（不能包括原审法院）组织证据听审。合议庭可以强制任何证人作证，包括被告人。如果合议庭全体一致认为有明显且令人信服地证据证明被定罪者是无辜的，必须撤销有罪判决，驳回指控。委员会的决定和高级法院合议庭的裁决是不可上诉的。[20]北卡罗来纳州无辜者调查委员会与英国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的最大区别在于，其仅仅关注事实上无罪的申请人，或者说其仅仅关注事实真相，并不关注程序错误和法律错误，这种明确的目标恰恰促使和成就了北卡罗来纳州无辜者调查委员会的成功。[21]

　　美国另外一个发现和纠正刑事冤案的新机制是定罪公正性调查组，通常是设立在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个内部机构。典型代表是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下设的定罪公正性调查组。[22]这个部门不是一个独立的机构，管辖区域也仅限于达拉斯县。这个部门与无辜者调查委员会承担着类似的任务，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功。自从2007年正式成立以来，该部门已经发现和纠正多例刑事冤案，释放了17名无辜者，导致达拉斯县成为美国发现刑事冤案数量最多的县。[23]可能是在达拉斯县定罪公正性调查组取得惊人成功的刺激下，美国有个别州和地方检察官开始采取措施，在检察官办公室内设立类似部门。[24]然而，大部分检察办公室并没有积极效仿，这可能是因为或者至少部分是因为检察官存在抗拒定罪后无罪诉求的倾向和传统。[25]

　　通过上述梳理，我们发现美国无辜者要推翻有罪判决，通过发现纠正刑事冤案的机制获得释放，依然是面临着重重困难。[26]原因有五：其一，法院对重审动议提出的新证据要求苛刻。申请人必须提出符合苛刻条件的证据，否则难以获得批准。其二，法院对被告人提出重审动议提出了严格的期限限制，而且根据严格的溯及力原则，之前的有罪判决不能适用新法。其三，重审动议中的新证据一般不能是弹劾证据。例如，如果有证据表明证人说了谎，或者有证据对证人提供的证言提出了质疑，那么是无法作为新证据来提出重审动议的。其四，人身保护令的作用非常有限。只有申请人提出了刑事司法过程中其宪法权利遭到了侵犯的证据，才有可能获得人身保护令的救济。其五，无论是在定罪后提出重审动议，还是申请人身保护令，法律都没有规定向贫穷的申请者提供法律援助。

　　（二）民间的救济途径——无辜者运动

　　随着一例例刑事冤案的曝光，美国社会一片哗然，以民权人士为首的各种民间力量不约而同地开始批评谴责刑事司法系统的失败，帮助和救济被冤枉的无辜者，推动司法改革。在所有的民间力量中，能够有组织、系统、专业地救济无辜者非起源于美国的洗冤工程（Innocence Project）莫属。概括而言，洗冤工程是一家非营利性的民间法律援助机构，致力于通过DNA检测来帮助纠正刑事冤案，救济被定罪的无辜者。首个洗冤工程由薛克（Barry C.Scheck）和诺伊费尔德（Peter J.Neufeld）于1992年在纽约创立，起初是隶属于叶史瓦大学卡多佐法学院的一个非营利性法律诊所，直到2004年成为一个具有资格的独立组织。到目前为止，美国几乎所有州都成立了自己的洗冤工程，并且已经影响到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等纷纷开始借鉴效仿。是包括法学院、新闻学院和公共辩护人办公室等在内的全球60余个独立机构的联合组织。[27]虽然各州洗冤工程在细节上存在一定差距，但其宗旨和大致框架基本上是一致的。自从1992年成立至今，美国各地的洗冤工程已经利用DNA帮助纠正330例刑事冤案。但洗冤工程也面临着现实性难题与批评。例如，其经费来源没有充分保障，资源严重不足；再如，在调查或者代理申诉过程中，往往遇到来自检察官的阻力等。

　　二、英国冤案的发现纠正机制

　　（一）官方的救济途径——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

　　1.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的构成与运行机制。

　　近二十年来，大量存在刑事司法错误的案件高调曝光，郎西曼皇家刑事司法委员会（the Runciman Royal Commission on Criminal Justice）1993年发布相关报告[28]，英国修订后的《1995年刑事上诉法》规定了一个独立的复审机构，来专门负责处理和审查可能存在刑事司法错误的案件。1997年4月1日，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CCRC）正式成立并开始运作。根据《1995年刑事上诉法》的规定，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的核心职责是：[29]当委员会认为之前的有罪判决或者量刑存在不会被继续维持的现实可能性时，将案件发回适当的上诉法院。英国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是世界上第一个负责审查刑事司法错误的法定公共机构。根据法律规定，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至少包括11名委员，经首相提名后由女王任命，其中一人被委任为主席。任期为五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30]《1995年刑事上诉法》明确规定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具有完全的独立性，不是皇室和政府的代理人或附属机构。[31]在受理申请和案件审查过程中，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处于完全中立的地位，不偏不倚，它既不是控辩双方任何一方的代表，也不是法院系统的组成部分，甚至不是刑事司法系统的组成部分。[32]

　　虽然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有权审查在治安法院或者刑事法院审结的所有刑事案件，但从实践来看，它的工作重心主要是在刑事法院审判的比较严重的犯罪案件。[33]在考虑是否将案件发回上诉法院时，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需要依法对案件进行审查和检验。案件审查可谓是委员会的核心任务，自成立以来，审查程序几经调整逐渐完善。当案件分配给案件承担人（通常是案件审查专员）后，审查工作正式开始。在案件审查过程中，案件承担人不仅会审查申请中所提出的问题，而且也会审查其所发现的任何问题，以发现是否可能存在将案件发回的理由。由于案件的复杂程度不同，案件承担人的审查工作可以区分为逐渐递进的三个阶段。在任何一个审查阶段，案件承担人都可以作出决定，结束审查；如果无法作出决定，案件审查必须依阶段逐渐深入。[34]

　　根据《1995年刑事诉讼法》第13条的规定，委员会并没有直接撤销或者改判案件的权力，委员会的审查范围也不限于主张事实上无罪的案件。[35]具体而言，委员会将案件发回上诉法院的情形主要有两类：其一，委员会将那些穷尽上诉救济后仍存在强有力新证据或者新信息的案件发回上诉法院重新进行审判。[36]具体而言，其检验标准是：如果发回上诉法院，因提交新证据和新信息，原定罪判决或者量刑存在不会继续被维持的现实可能性，简称为“现实可能性检验”。其二，例外情形。如果案件之前没有经过上诉程序，或者如果申请者向委员会提出的某辩论意见或证据已经在之前的审判或者上诉审判中提出过，只有委员会认为存在使得发回上诉法院具有正当性的例外情况时，才可以决定将案件发回上诉法院。[37]然而，委员会的这一权力在实践中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因为法律规定必须存在使得发回上诉法院具有正当性的例外情况。

　　2.优势与不足。

　　从上述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的工作机制看出，其处理案件的程序不同于法庭，不是控辩积极对抗的审判模式，而是积极主动的调查方式，更多地依赖于书面材料。尽管如此，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作为一个独立于王室和政府的公共机构，其始终奉行独立、正直、中立、专业、负责以及透明的价值理念，彻底迅速认真地审查所有案件，建设性地与案件利益相关者积极合作，保证处理结果的最高质量，以诚信、尊重和周到的态度对待所有申请者以及审查工作所牵涉到的人，促进社会公众理解和体谅委员会的角色与工作。[38]因此，许多学者对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的设立给予了高度评价，不仅创设了治理刑事冤案在内的所有刑事司法错误的新路径和新模式，而且的确发挥了最大程度上纠正刑事司法错误的的积极作用，有助于恢复英国民众对于刑事司法体制的信心。[39]

　　尽管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的设立开创了纠正刑事司法错误的新思路，但是作为新鲜事物，其工作程序与运行机制方面存在许多争议甚至是误区。[40]其中，为学界和实务界病垢最多的是现实中的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的定位偏差和独立性问题。[41]总体而言，由于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并不关注申请人事实上是否有罪这一问题，而只是从法律角度审查有罪判决的安全性问题，丧失了实质的独立性，这直接导致了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纠正刑事司法错误的能力大打折扣，尤其是在纠正刑事冤案方面存在致命缺陷。

　　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并不关注申请者事实有罪与否这一问题，而只是审查和考虑上诉法院刑事庭会不会拒绝撤销有罪判决。[42]从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在检验案件时所关注的内容来看，委员会最后得出的结论实质上是对于上诉法院刑事庭是否会推翻有罪判决的二次预测而已。[43]由于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必须考虑第一次上诉时上诉法院的决定，其不可能再以同样的理由将案件发回上诉法院。从某种角度上来看，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在决定是否要将案件发回时，考虑的不是新证据，而是新新证据。这就意味着，尽管向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提出申请的次数不受限制，但每次申请被审查的范围会越来越窄，被发回的机会也是越来越小。

　　（二）民间的救济途径——民权运动

　　包括英国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都无法保证发现和纠正所有的刑事冤案，于是滋生了多种多样的非政府公益组织和民权运动，致力于帮助被定罪的无辜者推翻有罪判决，有的甚至还致力于推动刑事司法改革，以期降低刑事司法错误的发生率。概括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组织和团体：

　　第一类是关注刑事司法错误一般性问题的援助组织，为被告人及其家属朋友提供帮助。典型代表是司法不公联合对抗会（United Against Injustice，UAI）[44]和刑事司法错误联合组织（Miscarriage of Justice Organization，MOJO）[45].前者是各种旨在支持被告人抵制和纠正刑事司法错误的地方性非政府组织的联合体。后者是各种旨在反对和纠正刑事司法错误的全国性非政府组织的联合体。目的是支持和帮助被告人及其家庭，致力于促进政府解决无辜者被释放后的福利待遇和生活安置等问题。

　　第二类是关注某一特定刑事司法错误成因或者关注某类特定案件的援助组织。例如，某类组织专门援助被错误控告的无辜者，尤其是性犯罪方面的错误控告，这类组织的典型代表是错误控告援助组织（False Allegations Support Organization，FASO）[46]以及错误控告教师或者护工援助组织（Falsely Accused Carers and Teachers）[47].

　　第三类是关注侵犯人权而导致刑事司法错误的人权组织或团体。典型代表有自由组织（Liberty）[48]和正义组织（JUSTICE）[49]。

　　第四类是洗冤工程（Innocent Project）及英国无辜者联盟组织（The Innocence Network UK，INUK）。[50]在此之后不久，英国第一家洗冤工程于2005年1月在布里斯托大学成立。截至目前为止，英国无辜者联盟积极参与和支持了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大学内设立的34所洗冤工程和1个设立在律师事务所内的洗冤工程。

　　三、比较、归纳与启示

　　构建一套有效的刑事冤案发现纠正机制是追求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从理论上讲，经过刑事审前程序和审判程序后，大部分错误都已经得以纠正，最后发生效力的存有错误的有罪裁判应该只是一小部分。刑事冤案发现纠正机制的定位应当是补救这一小部分“漏网之鱼”。刑事冤案发现纠正机制应当带有例外性和补救性，是一种非常救济机制。然而，现实却不这样。虽然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精确计算出刑事冤案的发生数量，但从目前所发现纠正的数量来看，已经远远超出了预计水平。于是，在司法实践中充斥着大量的申请。一方面，发现纠正机制启动条件要求高，另一方面，发现纠正机构存有懈怠的倾向，最终造成了刑事冤案发现难、纠正难的困局。

　　我们应当反思，到底是我们对刑事冤案发现纠正机制的理论定位出现了偏差，还是刑事审前制度和审判制度出现了功能性缺陷，产生了过多的刑事冤案？笔者认为，解决这一困局的突破口是首先构建一套系统有效的预防机制。同时，应当结合各国司法实践情况，对刑事冤案发现纠正机制的启动和纠正标准再进行具体调整，实现内在的动态平衡。

　　（一）关于冤案发现纠正机制的三种模式

　　纵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的刑事冤案发现纠正机制，依据发现机制和纠正机制的关系，笔者大致将其区分为三类模式：

　　第一，完全独立模式。所谓完全独立模式，是刑事冤案的发现机制和纠正机制完全分离的模式。刑事冤案的发现机制，是指决定哪些申请可以进入实质审查、接受重新审判的机制。刑事冤案的发现机制相当于一个“过滤器”，将最有可能是刑事冤案的案件筛选出来。刑事冤案的纠正机制，是指通过重新审理推翻原有罪判决的机制。目前采取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国家是英国、苏格兰、挪威和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正在讨论或者计划、酝酿设立此种模式的国家有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等。[51]

　　具体来说，成立一个独立于司法系统的专门机构，例如英国的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或北卡罗来纳州无辜者调查委员会，专职负责受理和审查当事人提出的申请。这一机构通常具有独立的调查权力，以便核实当事人提出的理由是否成立，最终决定是否将案件发回有关法院开启重新审判。这种模式为英国所独创，后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进行了改良。这种模式最大的优点在于解决了刑事冤案救济机制启动难的问题。当然，对这一模式也存在许多批评。其中最严厉的批评是，这一模式有可能造成行政权对司法权的不当侵扰，有破坏三权分立宪法原则的嫌疑。

　　第二，相对分离模式。所谓相对分离模式，是指刑事冤案的发现和纠正呈现出阶段性特点，而且阶段之间彼此相对独立。采取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是法国。在法国，刑事冤案的发现和部分纠正是由最高司法法院完成的，但发现工作和部分纠正工作由不同的、相对独立的部门进行。最高司法法院下设的有罪判决审查委员会专门负责审查有关人员提出的再审之诉，并且具有独立的调查权来核实再审之诉的理由是否成立。如果再审之诉得到了委员会的认可，其随后将案件移交给最高司法法院刑事庭受理，并发生移审效果。刑事庭通过调查和开庭等方式对再审之诉进行审理，做出裁判，或者驳回再审申请，或者撤销原判决，并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发回重审。如果不需要发回重审，撤销原判决就等于无罪宣告；如果发回重审，则由重审法院进行重新审理，纠正刑事冤案。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既最大程度地保障了发现机制的相对独立和客观，又没有造成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冲突。这种模式是一种折衷。但是，这一模式在实际运行中还是或多或少暴露出自我审查乏力的问题，有罪判决审查委员会的中立性成疑。法国再审之诉制度实际纠正刑事冤案的数量之少或许也印证了这一问题。

　　第三，同一模式。所谓同一模式，顾名思义，就是刑事冤案的发现和纠正机制不仅在同一个程序内进行，而且没有相对独立的区分。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是德国和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除外）。从德国刑事再审制度来看，有管辖权的法院受理审查再审申请，虽然有着前后三个步骤，但发现和纠正工作始终由一个法院进行。从美国重审动议程序来看，当事人提出动议申请后，由原审法院进行审查是否受理，刑事冤案的发现和纠正都是由原审法院完成的。同一模式虽然具有高效的特点，但最大的问题在于自我审查基本没有任何效果，再审或者重审难以启动。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国洗冤工程的日益壮大，其已经成为发现刑事冤案的一种重要途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弥补了美国同一模式的缺陷。

　　目前，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首要问题是启动难，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构建不甚合理，主要表现为错误的发现机制和纠正机制没有实行必要的分离。设想，依靠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自我否定，发现可能存在的错误并去积极纠正，是不太现实的事情。世界多国为了解决类似的难题，克服自我审查或者自我监督的缺陷，对错误的发现机制和错误的纠正机制进行了适当分离。如上文所述，以英国为代表的国家实行了完全分离，以法国为代表的国家选择了相对分离。这一做法和经验或许会为我国进行相关探索提供了另外一种借鉴思路。总之，仿效西方法治国家的成功经验，警惕其失败的教训，“在立足我国现实的基础上探究与建立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以及科学化的冤案纠正机制是未来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52]

　　（二）民间力量的参与和尝试

　　美国当前日益兴起的洗冤工程，其成功经验被多国所借鉴。我国当前是否具有这样的条件成立类似的民间组织呢？客观地说，面临的困难不小。笔者认为，我们不能照抄照搬美国的这一套经验，毕竟洗冤工程这一组织的成功在美国有着深厚的文化根源与社会根基。但是，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受到一些启发，探索中国特色的路径。

　　笔者认为，在中国成立以法学院为依托的法律诊所式法律援助机构，是目前较为可行的道路。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一直强调预防和纠正冤假错案，类似组织与中央的精神保持了高度一致；其二，现在几乎每所重点高校都设立了法学院，这是一个平常广泛的平台；此外，这些重点高校中，一般都设有学生社团——法律援助中心，已经积累了一些相关经验；其三，近些年来，我国法学教育越来越重视法律诊所式教育模式的运用，尤其是在民商法领域，所以存在着一系列中国开展法律诊所式教育的经验，可资借鉴；其四，在高校中，有一些富有实务经验的教授，他们完全有能力协调和领导好这样一个组织；其五，在中国成立类似组织，除了可以锻炼法学专业学生的实务操作能力，增强将来法律职业人士的防错纠错意识，帮助某些符合条件的申诉者外，还有一个特殊优势，可以吸收和化解一部分上访案件，这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建构和谐社会肯定是有积极促进作用的。

【作者简介】

苑宁宁，单位为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注释】

[1]关于美国无辜的被定罪者的救济程序的经典文献，参见Daniel S.Medwed，“Up the River Without a Procedure: Innocent Prisoners and Newly Discovered Non-DNA Evidence in State Courts”，Arizona Law Review，Vol.47，2005;Brandon L.Garrett，“Claiming Innocence”，Minnesota Law Review，Vol.92，2008.关于联邦和各州定罪后的所有救济程序（不限于无辜者）参见Donald E.Wilkes，State Postconviction Remedies and Relief Handbook with Forms，2013，The Harrison Company，2013;Donald E.Wilkes，Federal Postconviction Remedies and Relief Handbook: With Forms，The Harrison Company，2013.其中《联邦定罪后救济与释放指南》规定了9种在联邦法院针对有罪判决的救济途径，分别是：The petition for a writ of habeas corpus，available to federal convicts under 28 U.S.C.A.§2241;The motion to vacate，available to federal convicts under 28 U.S.C.A.§2255;The petition for a writ of habeas corpus，available to state convicts under 28 U.S.C.A.§2254;The motion in the nature of coram nobis，available to federal convicts under 28 U.S.C.A.§1651;The motion to correct sentence，available to federal convicts under Federal Criminal Rule 35（a）；The motion to reduce sentence，available to federal convicts under 18 U.S.C.A.§3582（c）（2）；The motion to correct clerical error，available to federal convicts under Federal Criminal Rule 36;The civil action in the nature of mandamus，available to federal convicts under 28 U.S.C.A.§1361;The motion for new trial or resentencing，available to federal convicts under the Federal Postconviction DNA Testing Statute，18 U.S.C.A.§3600.

[2]参见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Rule 33，from http://www.uscourts.gov/uscourts/RulesAndPolicies/rules/2010%20Rules/Criminal%20Procedure.pdf.（Rule 33.New Trial: （a）Defendant's Motion.Upon the defendant's motion，the court may vacate any judgment and grant a new trial if the interest of justice so requires.If the case was tried without a jury，the court may take additional testimony and enter a new judgment.（b）Time to File.（1）Newly Discovered Evidence.Any motion for a new trial grounded on newly discovered evidence must be filed within 3 years after the verdict or finding of guilty.If an appeal is pending，the court may not grant a motion for a new trial until the appellate court remands the case.（2）Other Grounds.Any motion for a new trial grounded on any reason other than newly discovered evidence must be filed within 14 days after the verdict or finding of guilty.）

[3]关于各州定罪后的具体救济程序和法律规定，参见最新版的《各州定罪后救济和释放指南》（State Postconviction Remedies and Relief Handbook with Forms，2013-2014 ed.）

[4]参见Daniel S.Medwed，“Up the River Without a Procedure: Innocent Prisoners and Newly Discovered Non-DNA Evidence in State Courts”，Arizona Law Review，Vol.47，2005，pp.689-685，pp.664 and 714.

[5]参见Jennifer Boemer，“In the Interest of Justice: Granting Post-Conviction Deoxyribonucleic Acid （DNA）Testing to Inmates”，Wm.Mitchell Law Review，Vol.27，2001，p.1973.

[6]参见Emma Lloyd，“Post-Conviction DNA Testing Laws Enacted in All 50 States”，May 30，2013，from http://law.scu.edu/northern-california-innocence-project/post-conviction-dna-testing-laws-enacted-in-all-50-states/.关于各州具体的立法，参见洗冤工程网站，Innocence Project，“Do all states have post-conviction DNA access statutes?”，from http://www.innocenceproject.org/news/LawView2.php.

[7]参见Rachel Steinback，“The Fight for Post-Conviction DNA Testing Is Not Yet over: An Analysis of the Eight Remaining ”Holdout States“ and Suggestions for Strategies to Bring Vital Relief to the Wrongfully Convicted”，Th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Vol.98，2008.

[8]参见Michael E.Kleinert，“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Justice: The Innocence Protection Act 2004 Ensures Post-Conviction DNA Testing，Better Legal Representation，and Increased Compensation for the Wrongfully Imprisoned”，Brandeis Law Journal，Vol.44，2005.关于定罪后DNA检测对纠正刑事冤案的全面考察报告，参见John Roman et al.，“Post-Conviction DNA Testing and Wrongful Conviction”，Urban Institute，2012，from https://www.ncjrs.gov/pdffiles1/nij/grants/238816.pdf.

[9]参见David A.Schumacher，“Post-Conviction Access to DNA Testing: The Federal Government Does Not Offer an Adequate，Leaving the States to Remedy the Situation”，Catholic University Law Review，Vol.57，2007，p.1246.

[10]参见Brandon L.Garrett，“Judging Innocence”，Columbia Law Review，Vol.108，2008.

[11]关于人身保护令的历史发展过程，参见Federal Judicial Center，“Habeas Corpus Jurisdiction in the Federal Courts”，from http://www.fjc.gov/history/home.nsf/page/jurisdiction_habeas.html.

[12]参见Townsend v.Sain，372 U.S.293，p.317（1963）。

[13]参见Stephanie Roberts Hartung，“Missing the Forest for the Trees: Federal Habeas Corpus and the Piecemeal Problem in Actual Innocence Cases”，Stanford Journal of Civi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Vol.10，2013，p.8;Joshua Lott，“The End of Innocence? Federal Habeas Corpus Law After In Re Davis”，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Law Review，Vol.27，2011，p.453.

[14]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美国偏向打击犯罪的强硬政策，羁押人数和囚犯逐渐不断增长。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囚犯申请人身保护令，特别是有些囚犯完全是出于拖延执行的恶意目的不断地提出申请。这不仅造成了大量的申请积压，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而且惩罚犯罪分子的效率也被拖低。此外，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一直就存在着效率低下的老毛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美国国会在一片争议声中通过了1996年《反恐与有效死刑法》。参见Mark Tushnet and Larry Yackle，“Symbolic Statement and Real Laws: The Pathologies of the Antiterrorism and Effective Death Penalty Act and the Prison Litigation Reform Act”，Duke Law Journal，Vol.47，1997，pp.4-22;Krystal Moore，“Is Saving an Innocent Man a 'Fool's Erran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Antiterrorism and Effective Death Penalty Act on an Original Wirt of Habeas Petition”，University of Dayton Law Review，Vol.36，2011，pp.203-204.

[15]参见Peter Hack，“The Roads Less Traveled: Post Conviction Relief Alternatives and the Antiterrorism and Effective Death Penalty Act of 1996，” American Journal of Criminal Law，Vol.30，2002，p.173.

[16]参见Clifford Dorne and Kenneth Gewerth，“Mercy in a Climate of Retributive Justice: Interpretations from a National Survey of Executive Clemency Procedures”，New England Journal on Criminal and Civil Confinement，Vol.25，1999;Stuart Taylor，“All the President's Pardons: The Real Scandal”，National Law Journal，1999.

[17]参见David Wolitz，“Innocence Commissions and the Future of Post-Conviction Review”，Arizona Law Review，Vol.52，2010，p.1046;

[18]参见Peter Orth et al.，“A California Innocence Inquiry Commission: Part of the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 of Wrongful Convictions”，from http://www.ccfaj.org/documents/reports/incompentence/expert/orth，sood，vital%20golden%20gate%20paper.pdf.

[19]参见Henry Weinstein，“North Carolina to Weigh Claims of Innocence: The state is the first to create a panel with the power to reconsider cases and send them to judges for review”，LA Times，August 4，2006.另外至少有五个州在借鉴北卡罗来纳州法案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稍有不同的法案，但至今都没有通过和签署正式成为法律。这五个州是印地安那州、佛罗里达州、南卡罗来纳州、纽约州、亚利桑那州。参见Peter Orth et al.，“A California Innocence Inquiry Commission: Part of the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 of Wrongful Convictions”，from http://www.ccfaj.org/documents/reports/incompentence/expert/orth，sood，vital%20golden%20gate%20paper.pdf.关于这一机构的成立过程及其这一过程中存在的争议，参见Christine C.Mumma，“The North Carolina Innocence inquiry Commission: Catching Cases that Fall through the Cracks”，in Marvin Zalman and Julia Carrano （eds.），Wrongful Conviction and Criminal Justice Reform: Making Justice，Routledge，2013，pp.249-266.

[20]参见North Carolina General Statutes，§15A-1560-§15A-1475，from http://www.ncga.state.nc.us/EnactedLegislation/Statutes/HTML/ByArticle/Chapter_15A/Article_92.html;Kent Roach，“An Independent Commission to Review Claims of Wrongful Convictions: Lessons from North Carolina”，Criminal Law Quarterly，Vol.58，2012，pp.285-287;参见The North Carolina Innocence Inquiry Commission，“Rules and Procedures”，from http://www.innocencecommission-nc.gov./rules.html.

[21]参见Jerome M.Maiatico，“All Eyes on Us: A Comparative Critique of the North Carolina Innocence Inquiry Commission”，Duke Law Journal，Vol.56，2007.

[22]参见Mike Ware，“Dallas County Conviction Integrity Unit and the Importance of Getting It Right the First Time”，New York Law School Law Review，Vol.56，2011.

[23]参见Mike Ware，“Dallas County Conviction Integrity Unit and the Importance of Getting It Right the First Time”，New York Law School Law Review，Vol.56，2011，p.1041.

[24]例如布鲁克林、曼哈顿区、芝加哥以及圣克拉拉等地最近都成立了类似的机构，消息参见Alan Scher Zagier，“Prosecutors help set record number of exonerations in 2013”，February 4，2014，Dallas News.

[25]参见Brandon L.Garrett，Convicting the Innocent: Where Criminal Prosecutions Go Wrong，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226-227（讨论了检察官拒绝DNA检测的现象）。

[26]参见Lissa Griffin，“Correcting Injustice: Studying How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view Claims of Innocence”，University of Toledo Law Review，Vol.41，2009，pp.137-150.

[27]参见Innocence Project，“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from http://www.innocenceproject.org/about/FAQs.php.

[28]在Guildford Four案件和Maguire Seven案件已经Birmingham Six案件的直接刺激下，为了调查当时刑事司法体制中存在的问题，避免刑事司法错误和刑事冤案，内政部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皇家刑事司法委员会，主席是Wisconsin Runciman.经过两年的深入调查，皇家委员会于1993年7月向内政部提交了一份报告。在该报告中，其建议赋予内政部刑事案件复审权，并提倡成立独立的专门机构负责行使这一权力。该报告指出，由于“现行法赋予内政部的权力与英国司法与行政分立的宪法原则相悖”，因此尽管《1968年刑事上诉法案》没有做出要求，但历届内政部长“一般也仅仅在发现新证据或提出其它有价值的论证时才审查某一案件”，通常此时被告已用尽其普通申诉程序。当内政部长们仅仅因为法院已经审理过的证据而怀疑某一判决的可靠性时，也会尽量避免与司法权发生冲突，特别是怕引发上诉法院的敌对态度。内政部长们“如此谨守宪法原则，以致不愿行使权力对案件进行深入的调查”，因此，委员会“得出结论，让内政部直接对错案的审理和调查负责，就如同让其对法律秩序及警察负责一样，是既没必要也没益处的”.皇室赦免权也没能帮助内政部更好地独立行使第17条规定的权力。实践中，内政部长们更愿意把案件发回上诉法院重审，而不是使用皇室赦免权。“显然他们不愿意直接推翻法院的判决，而宁可让法院重新对案件做出判决。”皇室赦免权仅仅在“有确实理由相信一个人无罪，但无罪建议又不可能被法院接受，例如相关实物性材料无法作为证据提交时”，才会被使用。参见Royal Commission on Criminal Justice，“Report”，1993，HMSO，pp.180-182，from http://www.official-documents.gov.uk/document/cm22/2263/2263.pdf;关于CCRC的成立背景亦可参见John Weeden，“The Criminal Cases Review Commission of England，Wales，and Northern Ireland”，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Law Review，Vol.80，2012，pp.1415-1419.

[29]参见Criminal Cases Review Commission，“Our History”，from http://www.ccrc.gov.uk/about/about_28.htm;Criminal Appeal Act 1995，Section 9-12，15 and 16.

[30]参见Criminal Appeal Act 1995，Section 8.委员可以是全职的，也可以是兼职的。在2010年3月31日，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只有10名委员，低于法定的最低数量，而且因为财政预算缩减问题，这一情况很有可能持续下去。参见Criminal Cases Review Commission，Annual Report and Accounts 2009-2010，2010，p.16.主席的角色主要是管理性的，但是他同时充当着委员会的公共代言人和与政府进行沟通的联系纽带。参见Home Office and Office for Criminal Justice Reform，Management Statement for the Criminal Cases Review Commission，2006，3.4.2-3.4.6.

[31]参见Criminal Appeal Act 1995，Section 8;（委员会不应被认为是皇室的附属机构或代理机构，或被认为享有皇室才享有的法律地位、豁免权或特权；委员会的财产也不应被认为是皇室的财产，或被认为代表的是皇室的利益。）关于提供经费的责任，参见Home Office and Office for Criminal Justice Reform，Financial Memorandum for the Criminal Cases Review Commission，2006;政府对CCRC的权力限于分配资源和战略领导，参见Home Office and Office for Criminal Justice Reform，Management Statement for the Criminal Cases Review Commission，2006，3.1.

[32]参见Criminal Cases Review Commission，Annual Report and Accounts 2009-2010，2010，p.10.

[33]参见L.Elks，Righting Miscarriages of Justice?:Ten Years of the Criminal Cases Review Commission，JUSTICE，2008，p.264.作者指出，从委员会成立到2007年12月，所有申请中只有6.6%是治安法院通过简易程序作出有罪判决的案件。亦可参见K.Kerrigan，“Miscarriage of Justice in the Magistrates' Court: the Forgotten Power of the Criminal Cases Review Commission”，Criminal Law Review，2006，pp.126-127.

[34]本部分的写作主要参考了以下文献：Criminal Cases Review Commission，Annual Report and Accounts 2002-2003，2003，pp.13-16;Criminal Cases Review Commission，Annual Report and Accounts 2004-2005，2005，pp.21-23;Criminal Cases Review Commission，Annual Report and Accounts 2005-2006，2006，pp.16-19;Criminal Cases Review Commission，Annual Report and Accounts 2006-2007，2007，pp.11-14;Criminal Cases Review Commission，Annual Report and Accounts 2007-2008，2008，pp.10-13;Criminal Cases Review Commission，“How We Review Your Case”，from http://webarchive.nationalarchives.gov.uk/20110215111039/http://www.ccrc.gov.uk/canwe/canwe_33.htm.

[35]参见S.Roberts and L.Weathered，“Assisting the Factually Innocent: The Contradictions and Compatibility of Innocence Projects and the Criminal Cases Review Commission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Vol.29，2009，pp.43-70.

[36]参见Kate Malleson，The Criminal Cases Review Commission: How Will It Work，Criminal Law Review，1995，p.932.

[37]参见R.v.Thomas [2002] EWCA Crim.94174-75;L.Elks，Righting Miscarriages of Justice?:Ten Years of the Criminal Cases Review Commission，JUSTICE，2008，pp.124-131264.在实践中，委员会尚没有明确地在缺乏新理由的情形下以例外情况为由将案件发回上诉法院，虽然曾经在某一发回案件中含蓄地承认过，但富有争议。参见WE O'Brian Jr，“Fresh Expert Evidence in CCRC Cases”，King's Law Journal，Vol.22，2011，p.2.

[38]参见Criminal Cases Review Commission，“About the Criminal Cases Review Commission”，from http://www.justice.gov.uk/about/criminal-cases-review-commission.

[39]这类观点参见John Weeden，“The Criminal Cases Review Commission （CCRC）of England，Wales，and Northern Ireland”，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Law Review，Vol.80，2012.（“从现代文明社会来看，司法正义明显要求我们必须承认并纠正刑事冤案。虽然偶尔发现和曝光的刑事冤案会动摇公众对刑事司法体制的信心，但如果我们试图去掩盖或者拒绝纠正错误，公众的信心会完全消失。英国也不例外，刑事司法体制肯定会出现错误。因此，根本性对策就是承认这一客观事实并设计一套纠正机制。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就是英国的这类机制。” pp.1418-1419）

[40]英国的无辜者联盟（Innocence Network UK）曾于2012年3月召开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改革专题研讨会，就现行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改革建议都进行了充分的探讨。总体而言，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议题：现实可能性检测以及上诉法院与CCRC的关系；新证据问题；CCRC的组成问题；案件审查程序问题；事实无罪抑或安全性问题。具体详见Michael Naughton and Gabe Tan，Innocence Network UK （INUK）Symposium on the Reform of the Criminal Cases Review Commission （CCRC），2012，from http://www.innocencenetwork.org.uk/wp-content/uploads/2013/01/CCRC-Symposium-Report.pdf.of the Criminal Cases Review Commission （CCRC）

[41]参见Carole McCartney and Stephanie Roberts，“Building Institutions to Address Miscarriages of Justice in England and Wales: 'Mission Accomplished?’”，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Law Review，Vol.80，2012，pp.1349-1353.其另外一个经常被批评的问题是案件积压以及审查延误。这方面的文献参见A.James，N.Taylor and C.Walker，The Criminal Cases Review Commission: Economy，Effectiveness and Justice，Criminal Law Review，Vol.140，2000;Clive Walker and Carole McCartney，Criminal Justice and Miscarriages of Justice in England and Wales，in C.Ronald Huff and Martin Killias （eds.），Wrongful Convictio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Miscarriages of Justice，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08.

[42]参见Michael Naughton，“The Importance of Innocence for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in Michael Naughton （ed.），The Criminal Cases Review Commission: Hope for the Innocent?，Palgrave Macmillan，2009.

[43]参见R.Nobles and D.Schiff，“The Criminal Cases Review Commission: Reporting Success?”，Modern Law Review，Vol.64，2001，pp.280-299.

[44]该机构网址是：http://www.unitedagainstinjustice.org.uk/.

[45]该机构网址是：http://www.miscarriagesofjustice.org/.

[46]该机构网址是：http://www.false-allegations.org.uk/.

[47]该机构网址是：http://www.factuk.org/.

[48]该机构网址是：http://www.liberty-human-rights.org.uk/index.php.

[49]该机构网址是：http://www.justice.org.uk/.

[50]本部分的写作资料来自于英国无辜者联盟的官网，网址为http://www.innocencenetwork.org.uk.

[51]参见R.Schehr，“The CCRC as Seen from the United States”，in Michael Naughton （ed.），The Criminal Cases Review Commission: Hope for the Innocent?，Palgrave Macmillan，2009;R.Schehr and L.Weathered，“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Establish a Criminal Cases Review Commission?”，Judicature，Vol.88，2004;B.Sangha and B.Moles，“Why we need a Criminal Cases Review Commission”，Direct Link: NSW District and Local Courts Practice Newsletter，Vol.8，2011，pp.23-26;C.Walker and K.Campbell，“The CCRC as Option for Canada: Forwards or Backwards?”，in Michael Naughton （ed.），The Criminal Cases Review Commission: Hope for the Innocent?，Palgrave Macmillan，2009.

[52]参见陈卫东：《刑事错案：由个案救济走向制度救济》，《检察日报》，2013-0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