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工作之困难，主要困难是注册成立扶贫村合作社，扶贫村合作社要由四方面股东来组成，才能精准实施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四方面股东包括扶贫村贫困农户、国家事业单位、农业社会团体和农业龙头企业。

　由于长期历史原因，事业单位，农业社会团体，农业龙头企业三方都和贫困农户一方利益矛盾重重，所以四方抱团组成合作社就十分困难。

　 现在三方不和贫困农户一方抱团组成合作社，国家就不大扶持国家事业单位、农业社会团体和农业龙头企业三方了，只有国家事业单位、农业社会团体和农业龙头企业三方和贫困农户一方抱团组成扶贫村合作社，国家才大力扶持四方组成的合作社，事业单位负责指导，农业团体负责技术，龙头企业负责经营，贫困农民负责出地，四方合作，国家资金大力支持，精准扶贫不难实施。

　 （一）、中国新农人调查

　 当前，中国农业正在从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三农格局正在发生积极的变革，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本踊跃进军三农领域。在此背景下，诞生了一批对三农事业有热情、有理想的新农人，他们为传统农业转型注入了新的元素和能量，成为引领新农民、发展新农村、托起新农业的一支新的生力军。

　　2015年2月7日，阿里研究院发布了《中国新农人研究报告(2014)》。报告指出，截至2014年底，仅狭义概念上新农人就已突破100万人。

　　阿里研究院分析认为，狭义的新农人是指以互联网为工具，从事农业生产、流通、服务的人，其核心是“农业+互联网”；广义的新农人则是指具备互联网思维，服务于三农领域的人，其核心是“三农+互联网”。这里所指的服务，不仅包含生产相关服务，也包括监管服务、研究服务等。

　　其实，新农人的内涵和外延远非上述分析所能概括。除了运用互联网工具和互联网思维以外，运用其他崭新理念、思维方式和产销模式，带着创业梦想上路、追寻新的人生价值，志在创新农业、改变农民、改造农村的各类人士，都应纳入新农人群体之列。

　　这是一群行走在中国土地上的追梦人和创业者；这是中国当代乡村建设新一波的推动者和引领者；这是传统农民和新型职业农民的颠覆者和升级版。他们来源广泛，不少人跨界而来，包括返乡创业大学生、城市白领、大学生村官、网商、科研技术人员、NGO及其他各界人士。

　　春节前后，半月谈记者深入北京、天津、山东、吉林、云南、四川、重庆、湖南、江苏、浙江、广东、海南等地，广泛寻访新农人，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了解他们创业过程中的快乐以及背后的艰辛，研判这一群体对推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深远意义。

　　新农人正向我们走来，挟着春风，步履铿锵。一直关注新农人群体的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志雄认为，2013年可以说是新农人元年，新农人群体在这一年以不同于传统农民的姿态闪亮登场。

　　而在新农人联合会创始人毕慧芳看来，四川是全国首个提出新农人概念的省份，新农人联盟则最早出现在辽宁。

　　何谓新农人？他们到底因何而来？要走向何处？

　　从纵深审视，新农人是在与传统农民、新型职业农民的对比中而凸显不可比拟的优势和不可替代的特质。

　　按照维基百科定义，传统农民指的是以农业为职业的人，包括以种植业、畜牧养殖业、林业等自然经济产业为职业的人。自给自足是其主要的经济活动模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其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家庭制是其主要的生产组织形式。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要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指的是具有科学文化素质、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能、具备一定经营管理能力，以农业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居住在农村或集镇的农业从业人员。

　　相对于新型职业农民，新农人是一种突破。在这个全新时代，农人一词被赋予全新的概念和意义。新型职业农民强调的是对现代农业生产技能的掌握，这是其核心特征。而新农人到底有哪些核心特征或者说核心基因呢？目前正在热议，众说纷纭，尚无定论。新农人联盟发起人“野地里的辛巴”总结出新农人的四大核心价值观：新跨界、新思维、新技术、新流通。阿里研究院分析认为，新农人存在四大共性特征：互联网基因、创新基因、文化基因、群体基因。

　　半月谈新农人调研小分队结合在各地的调研实际，进一步将新农人群体核心基因概括为四大基因：蓝海意识、生态理念、互联网思维和自组织性。

　　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汪向东分析，新农人有可能成为继上世纪50年代军垦转业、屯垦戍边，文革后期知青上山下乡后农业人口结构变化的“第三次浪潮”，但是又不同于前两次。因为无论是军垦人转业，还是知青上山下乡，大多数人从事农业不是自己的选择，是组织安排的。但如今新农人不同，他们以农为业是自己的选择。他们有一种对农业新市场发掘的追求，即开拓所谓的“蓝海市场”。

　　清华大学教授沈阳亦将“定位蓝海市场”列为新农人的六大特点之一。

　　在浙江宁波富叶农场负责人叶凯峰看来，人生的事业要放在具有成长性、前瞻性的事情上，现在介入现代农业，就是蓝海拓荒者。“以精细化的生产过程来强化农产品的绿色、安全，这是很有潜力的朝阳产业。”叶凯峰说，谁先在这个领域占据先机，谁就是未来市场的宠儿。

　　在立体栽培的蔬菜卖到10元一斤之后，叶凯峰正谋划用手机APP精准营销自己种在“空中”的青菜，抢占现代农业先机。

　　35岁的刘小愿曾就职于知名外企，做过高管。2010年，他看到蕴藏在农业中的无限商机，毅然辞去工作，回村一头钻进山洞中，开始了山洞种蘑菇之路。

　　半月谈记者在北京密云县西田各庄镇坟庄村的废弃山洞里，见到了刘小愿。与传统的大棚种植相比，山洞种植的好处可谓多多：不占用一分地，免去大棚生产的高成本；蘑菇生长全靠纯净天然的地下山泉水；不受任何病虫害的干扰等。如此原生态种植，使得这里的蘑菇朵形好、色鲜肉厚、口感细嫩。刘小愿介绍，下一步，他打算利用山洞的空间优势，发展立体种植，届时，收入可实现翻一番。

　　在江苏省昆山市上昆氏精致农业有限公司，朵朵梨花含露绽放，吸引远近游人前来赏花踏青。而这里出产的蔬果更是网络热销品，常常遭遇抢购。很难想象，将农业经营搞得如此红火的，竟是一位来自我国台湾的心理学博士——黄旭恒。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执教于台湾阳明大学。

　　有人说农业是夕阳产业，黄旭恒对此并不认同。他说：“每个人的每一天都离不开食品，因此农业永远是朝阳产业，关键看怎么做农业。”作为公司总经理，黄旭恒从一开始就为上昆氏制定了高科技种植与观光经营相结合的“精致农业”发展之路。梨要严格实行“计划生育”，3年的梨树只允许结35个梨，以确保品质。

　　借鉴台湾经验，黄旭恒还在上昆氏展开观光农业的尝试，果树下面都种上了草坪，几乎看不到裸露的泥土。在果林间隙或草地上，看似不经意地点缀着小木屋、长廊、秋千等休闲设施，活似一个休闲度假村。

　　“深耕”至今，上昆氏开拓了20多个分部，包括5万亩的河北基地和17万亩的重庆基地。“从事农业以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亲近土地、拥抱自然，带来无以言表的身心愉悦。”黄旭恒希望，“将昆山经验推广到其他分部，让更多人认识精致农业的魅力，参与到与土地亲密接触的队伍里来。”

　　“业态的创新总是通过对固有业态的衔接、新技术手段的运用、新需求的发掘得以呈现、发展。”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副校长吴国强表示，休闲农业、观光农业、体验农业、创意农业、精致农业、自然农业、智慧农业、城市微农业、一体化农业等新理念的出现，多出自新农人的引领和推进，体现出他们对国际时尚农业的借鉴。

　　美食是骨子里的乡愁。随着城市高速扩张，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不断增加。食品加工和保存技术虽然日新月异，但食品安全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

　　新农人联合会发起人毕慧芳说，新农人要拥有新农人的灵魂，那就是生态自觉，在食品安全链条上必须是“零作恶”。所有在农业产业链条上工作的人，都可凭借生态自觉和爱心、认真事农的善举，成为新农人的一员。

　　郑翔，毕业于四川农业大学，最初的梦想是能坐进实验室，研究农业新技术。可到农村实地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他发现由于年龄偏大、理念陈旧，部分农民依赖使用化学药剂解决蔬菜病虫害，一些先进理念、绿色防控技术难以落实到田间地头。郑翔琢磨着：“我们为什么不能成立一支专业从事病虫防治的队伍？”

　　在北京市植保站的支持下，2013年，郑翔和10多位志同道合的80后、90后一起，组建了全国第一支蔬菜病虫专业防治服务队——蔬菜病虫防治“飞虎队”。“飞虎队”开出的治虫药方与众不同，常常没有任何化学药剂，尽是像芥末、天然菌类这样的平常之物。用队员们的话说，“一物降一物”，这些看似寻常的东西，其实是大自然赐予的杀虫良药。

　　起初他们的这些另类做法并没有得到农民的信任，总有人会用怀疑的语气惊叹：“芥末也能杀虫？”队员们决定打造一块样板田，他们在密云县太师屯镇城子村租下了150亩菜田，专门种植人们公认难防虫害的韭菜。

　　走进这块样板田，处处都是小发明、新亮点。温室里，不仅装有韭菜专用诱杀灯，还请来了寄生线虫帮忙杀灭韭蛆，进行了全程绿色防控。

　　“飞虎队”专业病虫害防治成果逐渐显露，经延庆县北菜园蔬菜合作总社等多个基地的数百个温室、大棚验证，在他们服务的专业化防控示范区内，病虫害明显降低，每亩增加蔬菜产量300公斤至500公斤。

　　种最好吃的葡萄，这是浙江台州市天台县“葡萄大王”葛凌腾的追求。为了品质甚至需要牺牲产量。有一年四五月间，一场倒春寒让葡萄挂果不均匀，出现了大小果。员工都说，价格低一点这些葡萄还是能卖出去，但葛凌腾一定要将所有葡萄剪掉。“宁可不卖，也不卖不达标的葡萄。”葛凌腾说。

　　半月谈记者调研中了解到，一批新农人率先建立了现代化的食品安全溯源系统，当食品质量在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时，可以通过标签上的溯源信息(如二维码)进行查询，明确法律责任，从而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杜志雄评价，新农人是一群生态自觉者和产业探索者。他们带着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生产方式转化和生态农业技术运用，引导农民走上生态农业发展之路。

　　新农人YOYO在博文中留言：转变为新农人之后，收获了一份难得的安宁和恬静。只是每天起床看到新发芽的菜地和愈发青绿的黄瓜，就已经感觉内心充满了力量，这是很久都不曾有的清灵。

　　在阿里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新农人研究报告(2014)》中，互联网基因被视为新农人的最核心基因，是区别于传统农民、新型职业农民的最大不同点。新农人被定义为互联网赋能三农、与三农有机融合的产物，是农民群体中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和众多80后一样，海南新农人吴家元的生活中离不开手机、电脑、网络、微信、微博。2014年5月，海南澄迈县大丰镇出现了大规模的冬瓜滞销，当农户都在为销售发愁时，吴家元在微信朋友圈和微博上发布：“让我们来一起帮一帮海南省澄迈县老城镇白莲的瓜农吧，大家都盼有老板尽快来收购冬瓜，能够少亏点。”

　　没想到这条微信和微博被大量转发，引起了当地政府和媒体的注意，随即，一场“买个爱心冬瓜，免费送货到家”的扶助瓜农行动在线上线下同时发动。最终，滞销的近万吨冬瓜很快被销售一空。

　　早在开业之初，四川大唐开心农场负责人唐俊就联合一些当地媒体、自驾协会等共同做一些活动进行营销。唐俊本人也是活跃在四川乃至全国范围的新农人积极分子。以“四川狼哥X9”为代表的唐俊个人微博及大唐农场关联微博粉丝数目前已超过万人。

　　吉林省昌睿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卜睿说，她现在的绿色猪肉、绿色鸡肉都是网络销售，尤其是通过微信，朋友们互相介绍，帮忙推销。

　　“野地里的辛巴”认为，具有互联网思维的新农人，得益于互联网的开放和渗透。新媒体已经成为新农人生活中密不可分的重要媒介，农业圈的圈子文化在逐渐向产业外扩散。正是由于互联网的赋能，新农人具备了直接对接市场的能力，从而改变了以前农民信息能力薄弱的状况，从产业链的末端开始走向前台。以淘宝网等为代表的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和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社交平台，都成为新农人的主要经营平台和重要互联网阵地。

　　今年48岁的赵辉学的是信息技术，最开始从事的是网络产品的开发和应用。“我最初做的就是农业信息网站，像大田种植病虫防疫、农产品质量安全等。有农民跑到公司来询问一些情况，我一时也回答不了。”于是，他联合农委及电信部门开通了“吉林省12316新农村热线服务平台”，现有专家600余位，每天互动答疑农民的各类问题。6年来，电话答疑累计1200多万个，帮助农民节本增收80多亿元。

　　“在与农民打交道的过程中，光给他们信息不够，还得帮助他们解决买难和卖难的问题。”赵辉开始借船出海，他与阿里巴巴合作，推动电商发展，扩大吉林产品销售。据淘宝网吉林大米馆统计，自去年4月8日吉林大米馆上线以来，成交笔数6.8万单，共销售大米510吨，销量居全网大米之首。

　　“这群人伴随着互联网成长，相对传统老农民，他们骨子里根植着互联网基因，他们善用微博、微信、SNS社区、社交媒体等各类互联网工具和媒介，用来学习、交流、建圈子，甚至搭建网络平台服务、销售各地特色农产品。”农业部市场经济与信息司司长张合成表示。

　　张合成说，今天的新农人多数跨界而来，决定了他们的视野和事业方向多数聚焦在营销和流通层面，只有少数新农人亲自涉入种植和养殖环节。也正是跨界带来了不同的视角，近年来的农产品销售事件，其中不少都展示出新农人的新营销思维。

　　“新农人单个是一只只不起眼的小蚂蚁，要实现我们的价值和使命，唯有团结起来组成蚂蚁军团，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共同发展。”全球安全食品联盟发起人武英说。

　　在浙江松阳县枫坪乡沿坑岭头村，生长着182棵百年树龄的野生柿子树，当地人称作“金枣柿”。每年10月底的收获季节，村民往往凌晨3点多就起床，挑着两担沉甸甸的柿干，走上5个多小时到县城挨家挨户兜售，有时还得在城里住一个晚上才能卖完。

　　2013年，在一个名为“自然造物”的民间组织推动下，村里的柿干销售一空，并且卖出了好价钱。这家民间组织走访农户，对金枣柿进行溯源、创意和推广。他们从收购来的1万斤柿子甄选出1500斤投放市场，并严格把控品质、包装和物流。终于，一款名为“善果”的天然柿子干成为网上的热销单品。

　　“新农业的产业链是不健全的，需要一个组织。‘新农堂’就是这样一个促进新农人连接沟通的平台，让每个单体弱小的新农人找到存在感，用小伙伴的力量武装起来。”“农青F4”成员之一钟文彬说。在钟文彬看来，每一个新农人都像是一个孤岛，这个时候，需要有股力量让大家抱团取暖。

　　2013年以来，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成都、长沙等地纷纷组织新农人的线下聚会，一些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及新农人代表四处为新农人奔走呼吁，全国各地的80后甚至90后农业从业者，都称呼自己为新农人。

　　以分享、抱团为特征的自组织性，是网商群体的独特特征，也是新农人的重要基因之一。阿里研究院指出，新农人和热心新农人事业的各界人士通过自组织，已经搭建起一些旨在为新农人交流互助、资源对接的平台，如新农人联盟、新农人联合会、农禾之家等。

　　基于这些平台，新农人在价值链不同环节之间的协作不断深化，不同新农人在生产、销售、营销、服务等不同环节具有各自的优势，通过自组织的平台组织，新农人可以找到广泛的合作伙伴，把握住更多新的商业机会，从而使得整个价值网络获得多赢。

　 新农人方兴未艾，其发展过程也遇到一些瓶颈和苦恼。半月谈调研小分队发现，从新农人自身来看，不少人热情有余、历练不足，对市场风险防控不够；缺少相关技术和人才支撑；与本土农民在观念融合、利益共享方面存在一定矛盾与冲突。从政府支持来看，在土地供应、税收减免、融资、补贴、农业保险、培训等相关配套扶持政策和社会化服务体系方面亟待加大力度。

　　“农业是一个相对特殊的行业，没点理想主义干不成事情，理想和责任过重又有点超越现实。”新农人联盟发起人“野地里的辛巴”表示，“虽然现在农业很热，一群人已经进入这个行业，但要冷静看待市场，把握节奏深耕下去。”

　　在重庆市彭水县联乡，新农人何世素在城市积累了一大笔资产后，携资1000多万元，流转近3000亩土地种植玉米、高粱。对于何世素搞起的大项目，彭水县农委主任罗远江并不看好，原因有二：一是选址不科学，二是基础设施严重不匹配，导致种粮成本高企。

　　据何世素介绍，她投资修了18公里通村道路，为了给土地施肥，还从河北拉了一车皮50吨的干鸡粪、有机肥。购买农机、拉电、通水、修建配套生产库房、管理用房的花费就超过1000万元。

　　在罗远江看来，不少对农村、农业并不熟悉的新农人，有时候仅凭对土地的一腔热情，把农业投资项目看得太简单，缺乏成本控制、风险防范的有效手段，一旦出现资金链断裂，既伤己又伤人。

　　海南新农人吴家元说，很多人搞现代农业容易理想化，认为自己只要付出辛劳就一定获得回报。但是，没有一个合理的规划，只要有一个环节考虑不周，就会功亏一篑。

　　湖南新农人胡娟举例说，2012年底，她的养鹅事业蒸蒸日上，但没有考虑到岛上环境潮湿，养殖环境发生了变化。头一年，养殖环境相对干净，病菌较少，后来养得越久，潮湿环境下病菌越积累越多，导致疫情发生。年底死了1/3的鹅，请来畜牧水产局的专家，也来不及挽救。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郝东云认为，投入新农村建设仅有热情和资金是不够的，否则就会变成个无底洞。他接触过不少新农人，把热情和金钱投进去，不仅血本无归，甚至众叛亲离。“农村甚至成了他的伤心地。”

　　人才培养难，也对新农人构成巨大挑战。“村里种菜的，数我年纪最小，可我都过50岁了。”北京市通州区菜农郎广山告诉半月谈记者，赔钱的现实让菜农越来越少。“种地的人本身就越来越少了，尤其是年轻人很难找，在种地人里面，有过有机蔬菜种植经验的人更少。农家肥怎么用、怎么发酵，使化肥的人不知道这个。”

　　“分享收获”农场主石嫣说，现在真的很难找到一个农民会种菜。“我当初找人种菜，跟人家说，不用化肥、不用药、也不用激素，他们直摇脑袋说‘不会种，你这是说着玩吧’。现在我雇的人，也是经过一年的培训，再加上给他们做工作，才让他们思路转变的。”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吴文良说，未来的农业企业都是专业化的公司，从投资的角度看，未来的农业人才也必须是复合型人才，不光需要懂得农业技术，还要懂市场，会用现代营销思维解决问题。

　　对于新加入农业的年轻人来说，选择农业就等于选择了辛苦的坚守。“别的姑且不论，能坚持下来就不容易。”北京蔬菜病虫防治“飞虎队”队长郑翔说，由于人员紧缺，这两天他又在中华英才、智联招聘、前程无忧等网站上广发纳贤帖。“队里先后走了20多人，流动速度明显加快了。”郑翔很无奈，“很多优秀队员迫于压力，不得不离开这份他们觉得很有成就感的工作。”

　　最小的90后队员刘艳飞加入“飞虎队”时间并不长。在他看来，虽然收入低一些，可是能学到真本事。然而理想的丰满抵不过现实的骨感，眼下面临结婚组建小家庭的生活压力，小伙子开始犹豫，自己到底还能坚持多久。

　　“故乡，意味着跟你打交道的都是叔伯邻里，都是看着你长大的长辈。回到自己的家乡做农业更难，有太多的情感、太多的矛盾在其中。”“农青F4”成员之一陈统奎说，他采用市面上最高的收购价格，与签订收购合同的荔枝农“约法三章”：不能使用除草剂，不能使用化肥，低毒低度使用农药，并希望经过一段时间实践，最终做到不使用农药。有邻居偷偷使用了化肥，结果自然是拒收。原本和睦的邻里关系，至今留有心结。

　　另一个合作的农户，希望陈统奎包销他全部荔枝。“做不到就乱发脾气，到村口跳起来骂，说大学生回来是骗人的，熟了的荔枝不要，要的时候荔枝又没熟。”陈统奎说，“这里是我的家，我不会不适应，但的确有些委屈。”但是，他还是愿意帮助农户坚守更耗时耗力的传统生产模式，重建用户与生产者之间的信任。

　　类似的矛盾与冲突，海南新农人吴家元也曾碰到过。他告诉记者，初返农村时，发现老一辈农民和自己的观念格格不入。“比如种植蔬菜品种的问题，头一年种植亏本的品种，下一年绝对没人敢种。当时自己提出，头一年亏损了，下一年看清市场形势再种，说不定会大赚，但是很少有人响应，甚至有人讥讽说，‘亏本的风险你来承担吗？’好在现在农业合作组织增多，越来越多的农村能人可以准确研判市场，但要改变老农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固有观念，非常艰难。”

　　湖南益阳市资阳区流源桥村的大学生村官赵元剑亦有同感。他说：“看到村里学校很破旧，我建议重新修缮下学校，毕竟教育带来的影响更为深远，但村里人认为‘要想富，先修路’，所以后来还是先修了路。”

　　在广东惠州市惠阳区秋长镇周田村，有个四季分享农场，负责人张和平曾做过公务员，也曾下海经商。一天，他到田间地头走访。“不走不知道，一走吓一跳！”他发现，农民们早已习惯了喷洒农药杀虫，还用洗衣粉浇菜，他的岳母甚至还“提点”他，“用洗衣粉浇的菜不但长得绿油油的，还不长虫！”

　　“很多农民完全颠覆了传统的种植方法，竟然还不知道农药会对人体产生毒害，无知无畏地种植。”从此，张和平决定弃商从农，摸索有机农业。

　　在石嫣看来，提高农民收入、建立农户对于CSA模式的信任是关键。“其实农户做有机农业的意愿还是很强的，只是因为他们受市场和天气的影响太大了，承担了太多风险，所以很多时候都尽可能多地使用农药和化肥来保障自己收入，而CSA互助模式能让农民得到稳定的收入。”

　　通州农民郎广山是石嫣的合作伙伴之一。农场每卖出1斤菜，郎广山能分得5.8元，每个月包销8000斤菜，刨去农资成本，他1年至少能有20多万元收入。“要除虫，就要打农药；要让蔬菜长得快，就要施化肥，20多年来大家都一直这样干。”郎广山说，“但现在我种菜园子，再也不这么干了。”

　　长期关注新农人现象的四川省农村发展促进会秘书长助理刘毅表示，新农人具备新理念、新思维、新技术，但是要改变农村、改造农民绝非易事，需要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以先进的理念带动、影响、沟通、交流，并进行科学有效的培训和指导，才会促使更多老农人转变为新农人。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志雄曾对新农人进行问卷调查。问卷显示，在一些地方，新农人很少有获得政府资金和政策扶持的，在培训产品认证、品牌建设等方面也很少得到支持。他呼吁，国家应设立“生态(有机)农业国家奖”，政府尤其是县级以下政府要特别重视新农人的作用，把其行动纳入国家生态农业建设和发展的整体行动中，容许他们承担政府相关生态农业项目，让其享受到针对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经营主体的政策优惠等。

　　曾经从事IT行业的高红伟2012年起在北京市通州区投资开办了农场“菜农人家”，他目前最担心的是“被拆迁”。北京的耕地越来越少，每天都有风险，不知道哪天就被占了。“发展有机农业需要长期租用一块土地，因为农场的土地都用有机肥，这样的土地越养越肥。我们好不容易把土地养肥了，政府一拆迁或者农民毁约，几年的心血和投资就全泡汤了。”

　　缺地是许多试图扩展经营规模的新农人面临的一大难题。浙江慈溪市宗汉庆丰蔬菜农场负责人朱月芳经营着600多亩土地，本想扩大经营规模的他遭遇“当头棒喝”，当初流转土地的20多家农户想收回土地自己种。“我一家一家做工作，有一户人家去了8趟，但他还是极力要收回。”朱月芳说。

　　北京绿蜻蜓家庭农场创始人周建军表示，现在政府补贴只是针对农产品，而绿蜻蜓家庭农场现今的主要经营方式是推广“租地种地”的体验农业，不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到政策扶持。

　　大学生村官赵元剑创业享受过一些优惠政策，但到各职能部门办手续、去银行申请贷款等过程中，赵元剑没少碰钉子。“很多政策比较虚，希望这种扶持政策能更有针对性、可操作性。”

　　“现在从银行贷款没有抵押物不行，小额贷款又难以满足资金需要。”新农人程利岳说，自己的杨梅基地需要500万元贷款，就是申请不到。“我们有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杨梅保鲜技术，但是，我们这个小企业要做大，急缺资金。”

　　海南省农业厅信息中心主任林春坦言，现在各地对于不断增加的新农人缺少政策扶持，把他们当作创业者看待，但农业的特殊性又让一般的创业扶持政策不可能面面俱到，比如融资抵押贷款、农村物流体系建设等。

　　“农业保险赔付额度过低，导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风险承担能力较脆弱。”湖南衡阳县新农人颜卫杰积极性受挫。他认为，应当结合当前农村用工实际，适当放开工伤保险的年龄限制范围。“农业生产招工困难，农民过了60岁，照样要挣钱，体力上也有这个条件。但是按我国工伤保险的投保规定，要求投保人不能超过60岁，这样的话，这些60岁以上的农民一旦受伤，就必须由用工者自掏腰包。”

　　2015年2月1日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引导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创新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方式”；“完善对粮食生产规模经营主体的支持服务体系”。中央一号文件还强调，要支持电商、物流、商贸、金融等企业参与涉农电子商务平台建设，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这对于新农人的发展来说是利好消息。”阿里研究院高级专家陈亮、张瑞东等人认为，新农人成长需要大力扶持，政府对于新型职业农民明确出台支持政策，但是对新农人群体尚未有明确政策。新农人和新型职业农民既有重合之处，也有明显区别。比如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应该在坚持公平的前提下，对新农人群体给予必要的创业激励，包括对农产品卖家、农村卖家给予更多的培训支持，将其作为小微企业的重点群体进行扶持。

　　“政府相关部门应当继续加大投入，建设农业信息网络，搭建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同时要加大对农民的电子商务培训力度，让传统农民、职业农民与新农人尽快‘链接’起来，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现代农业。”山东财经大学农业与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王蔚建议。

　　农业部市场经济与信息司司长张合成曾多次参与举办和筹划各地新农人互助沙龙，他充满激情地展望新农人的明天：“新农人是一群重信息、重资源、重互利、重创新的农业爱好者、投资者、服务者，是时尚农民。我之所以倡导并推崇新农人，缘于当今社会每一位新农人都是一枚坚挺的良币，我们需要主动发现和推崇这些良币，最终希望以点带面推进中国农业的健康发展和农业现代化。”

　 （二）、农民合作社的空巢危机是怎样造成的？

　 重庆市綦江县石角镇丰岩村合作社，是河北定州市东亭镇翟城村“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首批支持的合作社之一。2004年6月30日大大方方成立之后，现如今，“丰岩合作社”的大门却畏畏缩缩的紧闭起来。透过两扇木门的缝隙，只能看得到这家合作社五年前成立时三农专家温铁军写下的这行大字——没有农夫，谁活天地间。

五年前，合作社第一届理事长刘万伦从晏阳初乡建学院回乡，为这家合作社定下了最初的章程，设立了合作社的理事会、监事会以及社代会，还有一系列的发展规划。但“这些设想基本上没实现，”刘万田说。

曾被誉为西南第一的合作社自从换了届之后，现在已经快一年半都没有开过会了，合作社可以说是半死不活。

　 目前，除丰岩村合作社外，晏阳初乡建学院首批试点的合作社在全国还有河北定州翟城合作社、山东济宁鱼台镇姜庄合作社、安徽阜阳南塘兴农合作社、山西汾阳栗家庄合作社等等近40个。

不过，这些合作社基本上都遇到了丰岩村合作社同样的发展障碍和生存危机。如“乡建学院”第一期学员史存义在家乡组织的史河口合作社，目前也陷于解散的边缘，大部分社员已退社。

这些依靠土生土长的农民进行经营管理的合作社先驱，组织治理的能力普遍较弱，经营管理人才也较为缺乏。合作理念上的契合，并不能使得他们避免现实能力的掣肘。种种不利因素的叠加，最终“挖空”了合作社的血肉。

　 当然，丰岩这样的合作社前驱，出于当时关注点的不同，其社会意义往往大于其经济效益。合作社先驱一时间在经济上的崩败，对于一个事业的起步来说，尚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普遍意义上而言，合作社在茁壮成长一周年的同时，却总在面临一个相同问题的困扰，那就是仍然存在重组建、轻管理，办社目的不明确，内部财务管理和运作机制不规范的空壳化倾向。如何把合作社植于现实的土壤中，并顺利成长，避免空壳化，越发成为一个不得不深思的问题。

　 合作社的空壳化，首先要从合作社的“主人”身上找原因。合作社法实施以后，农户加入合作社或者领办合作社的积极性是很高的。但在一些缺乏产业依托的合作社中，社员对合作社“只有空架子，没有好路子”的现状表示出不满和担忧。“我们自己没有项目，没有产业。一年来做的事情，也只是小打小闹。等大家新鲜感一过，合作社就会有散伙的可能。”丰岩村合作社的社员如是说。

　 散伙只是一种形象化的说法。实际上，真正对合作社加以清算的实例甚为罕见。大多数经营能力欠缺的合作社最终都流于形式，成了纸面化的空壳组织。

　　山西省晋中市寿阳县农经中心主任葛友忠调查发现，在他们的地域上，至今还有多家合作社注册后没有运行。从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状况来看，也确实存在相当一部分合作社没有登记注册、没有章程，即使有章程，规范程度仍然有限。

有的合作经济组织缺乏议事制度、监事制度、财务管理制度；有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重大项目和活动决策上不民主。同时，许多社员习惯于“搭便车”，只愿利益共享，不愿风险共担。种种合作社建设上的能力缺失，使得有些合作经济组织的章程和制度形同虚设，内部机制运转不灵，功能的发挥显得苍白乏力。

　 可以看出，在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农民有合作的需求，却缺乏合作的实力。而目前，合作社运行规模小，对比优势不明显，造成了农民参与积极性起初高涨而后渐渐低落情形的出现。在小农“不善合作”而又“需要合作”的条件下，“强者牵头，弱者参与”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实体化的必由之路。忽略了生产大户、运销大户、龙头企业等少数“带头人”，纯粹弱者的联合很难逃脱市场经济的筛选。

　 但是，“带头人”又是一把典型的双刃剑。一方面，在合作经济事业中，缺乏能够带领大量农民进行资源整合，从而占领市场的一流“带头人”；另一方面，有的合作社基本上以大户、政府部门或者龙头企业为主，合作社对其依赖性过大，很少实施民主管理。

更深层次的空壳化危机更是直接源自“带头人”的动机。在合作社法实施的一年里，并不仅仅是农民办社的热情高涨。其实，企业同样热衷于加入合作社或者领办合作社。对于一些企业来说，与其说他们意在“建一个组织，兴一项产业、活一地经济、富一方百姓”，不如说他们更看重合作社在税收等方面享受到的政策优惠。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认为，一项政策的出台，往往是政策相关的强势集团首先利用政策的优惠来抢占制高点。从这种角度看，某些龙头企业加入或者领办合作社着实是出于利益的驱使。

　 趋利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必须与合作理念加以融合。合作社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扎根社区，以促进当地社区发展为宗旨。而外来工商资本进入合作社，如果仅仅以盈利为目的，圈钱圈地，套取优惠政策，就会诱发合作社更深层面的空壳化倾向。

　 强势资本力量进入合作社已经使部分合作社暴露出四个更深层面的空壳化问题。

　 首先，“带头人”的“趋利”倾向更直白。龙头企业是农村专业合作社的主要领办者之一，一些农产品生产和加工、销售龙头企业，看到政府对农村专业合作社财政扶持，及对未来优惠政策的憧憬，纷纷包装自己的企业，虽然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名之，但绝无合作社之实，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

　 第二，股权集中化趋势悄然加强。合作社股权有向经营层集中和流转。起初成立合作社时，合作社成员股权持有相对均衡，随着合作社的规模扩大、增资扩股，社员持股平衡格局被打破，经营管理层持股比例大幅提高。合作的原则在弱化，而资本的味道越来越强。

　 第三，销售环节的“经纪人”倾向抬头。领办人或龙头企业都不愿意选择合作意义上最合理的结算方式，即根据农户提交产品数量及其销售额，扣除应分摊的销售成本和合作社规定的提留款项后的货款返还农户。他们更愿意选择售前买断的方式，或可称之为“售前结算”方式。由于采取“售前结算”方式，合作社期望购销差价越大越好；而普通社员期望购销差价越小越好。导致合作社经营者或领办人与普通社员间形成利益冲突，背离了合作初衷。

　 第四，人为设置入社“门槛”，违背国际合作社“开放原则”的“家族化合作社”时有出现。合作社的主导者（一般是领办者、大户）人为抬高入社门槛，将小户、散户拒之于门外的现象屡见不鲜。

上述这种认为，“只要与农民有关”或“只要能把农民组织起来，把农民的产品卖出去”的组织都是农民合作社的做法，由于缺乏培养合作组织的耐心和眼光，极为可能将合作经济事业引向更大的空壳化陷阱。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合作社事业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龙头企业把合作社当作政府政策实施的一个工具，像木偶一样的精确操控起来，扼制了合作社自主发展的活力。

　 让人忧虑的还不只这些。2008年10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云其木格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她指出，到目前为止，《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的扶持措施中，只有减免增值税、印花税的优惠政策在2008年7月出台，其他优惠政策还没有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法律规定有关建设项目，可以委托安排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实施，但由于未制定具体办法，落不到实处。

　 这些正在“研究和制定”的优惠政策无法具体化，使得合作社无论是看上去还是做起来都显得“空旷”和单薄。合作社法规定的税收减免优惠政策，只有国家税务总局下文并具体化才可以操作减免。农民以个人身份提篮到农贸市场出售产品，无须缴纳税费，但合作社用卡车运送到批发市场出卖，仍然要缴纳税金和费用。于是，组织起来还不如不组织。政策的不兑现以及细节的缺失，使得合作社核心竞争力打了折扣。虽然不至于蚕食合作社各方社员的信心，却也助长了资本“带头人”以及农民社员对待合作社的漫不经心。

　 在合作社空巢背后，关注者的叹息声，敦促各方参与者对合作社精心耕耘。

　 正如专家所言，“在某种意义上，合作社是一种被良好组织的信任结构”。政府、“带头人”与农民社员三方将各自小的失信最终集合成为合作社集体大的空巢。所以，对抗空巢的出路，在于涉农资源的重新整合。不容置疑，农业龙头企业和农业社会团体是合作社的“带头人”，现代化农民可以联合起来，但绝不该是依附性的，无论背靠的大树是“大户”还是政府，真正能让农民受益、有生存活力的合作社，经验只有一条，那就是国家事业单位、农业社会团体、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民社员一起结成真正的利益同盟，共同注册成立扶贫村合作社，重新整合四方资源，才会出现我们所渴望的“规模经济+聚集效应”的“合作效益”，让合作社“真实”的创建和运营，我们渴望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