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她妈妈，用撒娇的方式，用没有压力的方式，用没心没肺的方式。

　　还记得初入学堂那天，她郑重其事的用红绳子圈个家里的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并告诉我：“这是回家的钥匙，不能丢了。”

　　记得我还戴着这把钥匙参加过初中的演讲比赛。那时候我应该是傻乎乎的样子吧，等班主任发现那挂在外套外面那显眼的红色绳子时，主持人已经报号码叫我上台了。班主任急忙帮我取钥匙，原本镇定的我突然就慌张起来。班主任似乎发现了什么，温和的对我说：“这红绳子很好看呢，戴着上去吧！”于是我挂着红绳子在几千人的观众前面开始了比赛。那次我得了第一名。获奖照片上的我慷慨激昂，那根套着回家钥匙的红绳子在胸前异常炫耀。

　　她打过我，她不打我弟弟，所以我一直记恨她。我觉得她典型的重男轻女，要不然她为什么非要生弟弟，有我一个不够么？有一次她打我是因为放学后她要留在学校开会，叫我先回家，而我没有听话，溜到同学家去玩了。大半夜，她终于找到了我，还把我从同学家的被窝里抽出来。我记得那是小学一年级上学期的期末，天气很冷，回家后，她叫我脱了裤子，跪在搓衣板上，并扬言要拿鞭子抽我。在爸爸的阻止之下，我才免受了一顿更加严重的皮肉之苦。我永远记得她用那尖锐的声音反复跟我讲：“要是掉进河里，淹死你！”当时我伤心的想：她这么讨厌我，还巴不得我掉河里淹死了。现在站在讲台之上，领教过了调皮学生玩失踪的经历，我才慢慢体会到她那时从担心到忧虑到庆幸的感情变化。

　　她对弟弟的爱，让我在青春叛逆期，恨了她很长一段时间。我经常在日记里记录她的“劣迹”，以此证明她是一个多坏的母亲。她经常说：弟弟瘦，弟弟体质比较弱，弟弟懂事，弟弟比你细心；你调皮，你粗心，你没心没肺，不像个女孩子。”这样的话常常让敏感多疑的我莫名生气。现在回过头看，除了这些絮絮叨叨之外，在家里我和弟弟的待遇是完全一样的。可那时候我想当然的认为她是怕别人说她重男轻女，所以才不敢将我和弟弟分彼此。

　　我心中的疙瘩彻底解开是在去年冬天的寒假。家里来了一位她青梅竹马的朋友，我在房间看电视，隐约听到：“你现在好了，儿子也都快大学毕业了，终于熬出头了！”

　　她笑着说：“是啊，孩子们真让人操心啊！”

　　“记得你儿子被烫伤的时候么，你是天天哭啊！”

　　是啊，多大点的孩子啊，才一岁多，是我自己没有做好，连孩子都带不好。”

　　“你啊，就是太操心了，我还记得当时在路上碰见你，你直流眼泪，还对我说，怎么办啊？烫的这么严重。”

　　“大人用点钱没有什么，儿子当时在医院，前一礼拜什么东西都不吃，就是一直叫疼，一直哭，一直叫妈妈，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有掉肉的感觉。”

　　过了好一阵子，那阿姨冲着房间对我说：“慧曼啊，长大了对你妈好点！”

　　“当然会了！”我故作声音响亮的回答，眼圈顺势就红了。

　　这个春节，是我上高中，读大学，到工作以来，唯一一次没有和母亲吵架的春节。人的认识，有时是在偶然之中提高。或许到了某一程度，它突然就冲破了量的变化，实现了质的完成。

　　我这些情绪的变化，感情的态度，在她的眼里，也许不过是小孩子的任性游戏。所以她才不会管我这么多，所以她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理直气壮的教育我，甚至指责我，叫我干这个那个，不能干这个那个！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她能够那么坦然，因为她很清楚，她所给我的只有不图回报的爱，她没有欠我任何什么，人只有在不够坦荡的时候才会畏缩。

　　今时今日，为人师表的我时常会想起她是怎么教学生的，怎么教我的。是的，那些刻在去我骨子里的东西，当我在教育学生的时候，它们一个个全都蹦出来了。那是一种血液的继承，一种精神的延续。怪不得她很骄傲，因为她的生命和态度有她的儿女和学生帮她延续下去，这对于一个有精神需求的人来说，应该算是老天对她一份很高的赞赏。

　　我的母亲，在我的记忆里，甚至连抱我的场面都没有。但是她教我人要不断上进，教我与人为善，教我永远不要失去信心，教我活到老，学到老。

　　她给我买新衣服，向我提供她所能提供的最好的环境让我成长，没有怨言，只有自豪。

　　她会老早留好我最爱吃的菜，老早把房间收拾的一尘不染，老早把被子晒得跟太阳一样温暖，在家里等我。但是她不会告诉我：她想我。我不回家，她只会骂我。她不会对我说：其实，我就是想你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