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方法是指，在建构大前提和小前提即作出结论中共同使用的方法，主要包括演绎、归纳、类比、论证和诠释等方法。作为思维方法，演绎、归纳和设证在建构大前提和小前提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学界习惯将其称为推论或推理。引出必然性结论的为推论，而引出或然性结论的则为亚推论。推论是从某些特定的前提中引出必然性结论的思维活动，其形式仅有演绎，表现为古老而经典的三段论。大前提与结论与当然的必然性。只能导出或然性结论的“非演绎推论”，如归纳和设证，并非推论，因其结论并非为唯一确定的，因而只能属“亚推论”。

实质推理或辩证推理、非形式推理均非推论，而是一种合理性权衡，其功用可由论证理论、修辞学和诠释学等担负。因为实质推理是结合案件事实对法律规定的内容进行评价，这恰是对大前提进一步确定，确定了大前提后才进行形式推理，所以，实质推理是形式推理的前提。

从比较视角予以考察，演绎的过程是从一般到特殊，而归纳则是特殊到一般。归纳的功用主要是一般规则的获取，但归纳局限于范围的不完全，容易挂一漏万。而设证则是经由特殊到一般，在返回到一般。设证主要是用于确定思考方向。从风险度与可靠性考量，演绎、归纳和设证的结论可靠性依次降低，风险则逐步增强。

类比主要发生于待决案件或问题没有明确的大前提，借用应然或实然的他案的大前提，即类比作用于大前提问题。事实上，类比既不是推论方法，也不属于亚推论的范畴，而仅是一种彼此相互比较。从类比于比喻的关系区分上，比喻属于一种修辞方式，而类比则是要推出其他特征也可能存在一定的相似度。类比虽被一些学者视作为法律发现的主要途径或核心环节，但并非孤立发生，而是结合归纳与设证最后通过演绎得出结论，正如考夫曼所指出的，这四者往往纠结在一起。相对于演绎，归纳、设证和类比均是通向演绎途中的驿站，统归于等置的方式。他们得出结论也均不具备必然性而是存在风险。

论证也发生在大小前提建构中，但他们致力于判断的实质合理性、个别正义，且避免其他方法的判断这冥思独白，而力图开展各方的对话与商谈。在法律应用过程中需要论证的包括规则、事实和结论等三方面，相应的，便存在规则论证、事实论证和结论论证三个方面的内容。从类型上考察，法律论证主要包括形式论证、实质论证和经验论证。形式论证又可分为逻辑、程序和论题等三种立场。而实质论证则主要以一种生活经验为支持。为检验他们是否被贯彻于实际中，便产生了经验论证的可能性需求。此进路试图从经验实然上来研究法官实际如何论证其判决。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诠释很容易被误解为判断方法。事实上，诠释在本相上不能被当做方法来处理，他是本体论的，而解释则归于认识论范畴，为了实现解释目标，需要寻找方法，因而他又属于方法。

综上，法律判断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又有各自的分野与区分。法律判断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综合运用多种判断方法得出结论。我们很难区分方法之间的高下，也无此必要，只需合理运用，得出合乎逻辑、事实与经验的结论，则不能说结论完全正确，但起码在逻辑和经验支持可谓无懈可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