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法治由立法论向司法论的转型，改革开放三十年法治理论的积累，法学向精耕细作式迈进，法律方法论逐渐登台并成为一门显学。但事实上，与法律方法相伴随的是，法学方法亦同时由欧陆法系德国引进到中国。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是否为同义语，可否互通使用？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在国内的适用和理解呈现混乱的局面，有些人认为是同一概念的两种表达，而有些人认为两者不能混为一同。此外，按照恩吉斯教授的理解，法律思维也可与法律方法互通。

　　习惯上，法学方法与法律研究方法同义互通，一般而言法学研究的对象为法律，包括法律中的概念和法律概念。郑永流认为，严格意义而言，法律概念的研究是法哲学的任务，主要目的是预设什么是法律。预设法律概念就必须掌握一定的方法，在法学发展史上各种流派以方法见长并主要以方法命名流派。由于方法的分野，法律概念便呈现五彩斑斓的面相。什么是法律的本体论，关注的核心为什么是正确的法律，采用何种方法研究的学说便是法学方法论。

　　而法律方法主要是在法律应用中回答应用的方式、技巧。即法学方法通向正确的法律，此谓法学方法，而正确的法律如何实施则汇流成法律方法。当然实质而言，法律方法不仅指向如何应用法律，也可能续造新的法律，同样指向何谓正确的法律。从这个角度来说，法律方法与法学方法存在部分的功能重叠。这个视角来看，法学方法是可以法律方法互换通用的。

　　从区别上来看，法学方法是研究方法，法律方法是为应用方法。这是两者根本的分野所在。应用方法与研究方法，几乎为法学领域所专属。是否有必要将两者统合，郑永流的观点是可由法学方法统合法律方法。狭义的法学方法仅作研究法律方法之解，广义的法学方法则涵摄了法律方法。

　　以上基本阐释清楚了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大致的边界与各自的栅栏。但按照德国学者恩吉施的理解，法律思维就是法律方法。即两者可等量齐观，但郑永流不以为然。两者应该属于统摄关系，即法律思维的边界与外延比法律方法大，法律方法由法律思维所统摄。郑永流认为，法律思维在根本上发生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法律思维是法律方法的基础，决定着法律方法的发展方向。法律思维的特点是判断性，法律方法是法律思维的实践运用，法律方法须受法律思维所指导和支配。法律思维具有如下特点：合法律系优于合道德性，普遍性优于特殊性，复杂优于简约，形式优于实质，程序优于实体，严谨胜于标新，谨慎超于自信，论证优于结论，逻辑优于修辞。

　　综上，法学方法一般指研究法律的方法，而法律方法指向应用法律的方法。当应用法律在功能上指向何谓正确的法律时，此时因法律方法与法学方法的功能重叠，两者可等量互换。如若非要阐述两者的母子关系，则可由法学方法予以统摄，即法学方法狭义上进指代研究法律的方法，如若法学方法做广义解，法学方法可由容纳法律方法的理解。法律思维随着其对象法律活动的不断变动而随之拓展，因而法律方法显然当由法律思维所统摄，法律思维是推导法律方法的基础，决定着法律方法的脉络走向。由此观之，法律方法包含于法学方法中，法学方法包含于法律思维中，即两者最终那涵摄到法律思维的范畴，并进行分支的拓展。

　　作为从事法律实务的审判机关工作人员，更多接触的当是法律方法，因为法官主要是应用法律的司法者，而非立法者。此外，作为更接近于大陆法系的中国，并不承认判例和法官造法权，因而法律方法当可能更为我们所关注。但即使是法律方法的具体操作和理解，依然无法脱离法律思维的指引和牵导。缺失了法律思维的指引，法律方法的运用可能是盲目的，不采用法律方法实践法律思维，法律思维无法生根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