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里丹的驴子”乃是在西方哲学史上一个经典寓言，大意便是一头驴在两捆数量、质量、距离完全相同的草堆之间，无法抉择，最后活活饿死。说的是驴子，谈的是吃草，看似极为“形而下”，但是，正如庄子所言：道在蝼蚁瓦溺之中，这个俗气的寓言之后隐藏着西方哲学史上最大的议题：自由意志。

　　法者，分割利益，决人生死，是对人外在关系，内在个性的全面关涉，自然离不开对人道德、对人性的哲学思辨，离不开对自由意志——人类伦理的基石之一的省察。否则，很多问题，便浑然难清。

　　例如，对于贪官倒台，大多数人拍手称快，庆幸又一蛀虫落马，但是，在这欢呼声中，总有一种杂音质问道：你上去，就比他好吗？乍一听来，往往黯然噤口，自思自忖，似乎确实如此。非在其位，难知其情，如果自己真正亲处彼种场景中，是否就敢确保定然能洁身自好？如此这般，我们的“拍手称快”似乎成了一种不知自省的“幸灾乐祸”了，只看到了别人眼中的刺，却忽视了自己眼中的梁木。而对于法官，场景转换，角色套入，罪犯则可能质问：如果在出生的那一天被调换，也许现在就是我坐在那里审判你了，因此，你凭什么裁断我？

　　这些质问，看似是对于评判者自身定性的傲然嘲讽，通俗地说就是，“如果是你，就一定能做的更好么”？实质上却是一种颓然自怜，潜台词乃是，“其实这一切都是环境的错，我只是一个牺牲品”。

　　但是，正如奥古斯丁所论证的，自由本身就隐含着责任于自身。人被法律赋予了权利，能根据自己的意志决断去生活和行动，他应当选择向善，但是却也可能选择作恶。因此，他就必须承担由此而带来的一切责任。他不是一颗只能按照重力抛物线滑落的石子，也不是一只按照本能机械地反照外界刺激的驴子，他是一个拥有自由意志的人。在报应学派的刑法理论中，人之所以必须要为自己的犯罪承担刑责，道理也在于此，但是，与此同时，法律对人的尊重也植根于此。正如黑格尔所言：在司法中，“不是把罪犯看成是单纯的客体,即司法的奴隶,而是把罪犯提高到一个自由的、自我决定的地位。”因为是主体，故而必须承担责任，因为是主体，故而不可将其当作实现其他目的的工具。在某种意义上，罪责是对人的自我决定权利的一种承认，是对犯罪者主体性的一种尊重。作为审判者，我们应当从另一个角度去审视，保持一份对人性脆弱的怜悯，秉持一种对命运变幻的谦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