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魏国尚书何晏说：“善为国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习。所习正则其身正，其身正则不令而行；所习不正则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则虽令不从。是故，为人君者，所与游必择正人，所观览必察正象，放郑声而弗听，远佞人而弗近，然后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

　　这虽然是古人讲给古人听的，但是，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仍不失其现实意义，更具有现实针对性。

　　为什么必须要审慎自己的习惯和十分注重自己良好习惯的养成？清朝官员孙嘉淦从人的本性及事物发展的规律和高度，分析了坏习惯养成的原因及一旦形成的严重后果。他曾上过一道奏章，这道奏章被后人称之为“清朝第一疏”。他在奏章里说，从政者久之，极易形成三种坏习惯，第一叫“耳与誉化”，即耳朵里经常听到赞扬、赞誉的声音，听久了，就习惯了听这种声音，而一旦成习惯，则听到奉承的就高兴，听到“逆鳞”就厌恶；第二叫“目与媚比”，即眼睛里见到的都是俯首贴耳、阿谀献媚的，见久了就习惯于见这种奴颜媚骨的人，而一旦成习惯了，则见到献媚的小人就高兴，见到刚正不阿的直士就厌恶。一旦上面两种坏习惯养成了，那么第三种坏习惯便顺势而成，即喜欢听话的，厌恶顶撞的，最终导致弊端产生，那就是亲小人远贤臣。孙嘉淦在奏章中进一步深刻分析“偏听、偏见、偏心”三者之所以能成为习惯的深层次原因。他说，道德是君子所独具，而聪明则是小人和君子所共有，而且就小聪明讲，君子永远不如小人。所以，在言语对答等，君子往往“讷于言”，而小人却能见风使舵、八面玲珑；君子往往嘴笨手拙而小人却能圆滑周转，马到成功；君子往往坚持真理而坚守自己的观点和做法，做成了之后也不善于、不屑于表功，小人却能巧投迎合，小事情圆说成大功劳。久而久之，从内心喜欢小人而讨厌君子，并成了一种习惯思维定势。由此，何晏、孙嘉淦的表述分析及汉文帝、齐桓公等的史实可见，审视自己的习惯和注重自己的良好习惯的养成，是何等的重要。古语有云：“乍富不知新受用，骤贫难改旧家风”。这句话本意是反映一个人的经济地位突然发生变化之后所产生的两种心理，即暴富之后不知钱怎么花，而富之骤贫之后，又总改不了大手大脚的毛病，即司马迁说的“时绌举赢”。若把此话引申到从政的政治领域，那么意思就是说刚刚走上这条路的人，要从一开始就要十分注意自己良好的习惯养成，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因“乍富”而“乱花钱”；已染上一些不良习气的人必须重新审慎自己已有的习惯，对那些不好的习惯必须痛下决心加以纠正。

　　制度是他律，习惯是自律。一旦良好的习惯养成便能内化为习以为常、习惯成自然。“打铁还得自身硬”让我们努力养成自身所需的好习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