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千百万华夏儿女的百年梦想和不懈追求，民族复兴必然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1840年来中华民族一百多年的奋斗史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资格、有能力成为中华民族复兴事业和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但要长期保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不断推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真正实现民族复兴伟大理想，就必须依靠法治。邓小平已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关键的、决定性的因素与条件，是要依靠一两个英明的领导人？还是应寄希望于建立一个良好的和有权威的法律和制度。他的回答是法治。

　　法治是人类社会由来已久的一个政治理想，也是现代国家力求实现的政治目标，是建构国家能力的必由之路，是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举措。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依法治国已经成为了我党治国的一项基本方略。随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建成，依法治国已经迈向了一个新的阶段，目前我国政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法治不仅仅作为一种治国理念得到了党内外和全国的普遍认同，具体的法律制度的建设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虽然目前法律体系的建设已成规模，但社会秩序却没有因此朝着良性的方向走。与各方面的立法逐步增加的趋势并立的，是社会矛盾和群体性事件的大规模增长，上访的现象层出不穷、铺天盖地。广大干部和各级政府在应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往往捉襟见肘；新出台的各项法律法规在应对此类问题时大多药不对症。在某种意义上，我国目前法治之法已经具备，法治之治却难言成功。对此，有些学者争辩，中国的法治全然是失败的，因为没有像英美法律体系学习，没有拥抱所谓的普世主义；有些民众抱怨，中国的法治只是个装饰，因为没有遵照普通人的意愿，没有做到每个案件都公平。作为法官、作为专职的法律人，我们必须容忍这些评论，必须正视客观问题，但是，我们也不能被流俗的意见所左右，丧失自己的目标，失去理性的判断。法治，不是书本上的话语，不是课堂上的抱怨，不是网络上的宣泄，而是现实中解决难题的能力。作为法官，我们不仅仅要有职业精神，还要有政治常识。法律，从来就与政治相关，法治，从来就是国家要务，法律人从来就必须具备政治家的意识。要实现法治，我们就必须通晓历史，认清现实，在左右争论中寻找平衡。

　　通晓历史，就必须了解党的历史，党的性质，而不是一味的流于幻想。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性质与西方政党有根本上的差别。西方各国政党包括共产党，都是代言特定阶级利益的组织团体，都是西方市民社会高度成熟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则不是标准的西方式政党，而是在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中形成的，以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为核心的，团结全民族各阶级各阶层的精英分子的，代表全民族利益、整合中国社会、引领民族发展的精英先锋队，其根源正是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士人传统。当前，由于党由世界革命党向中国执政党的转化，由革命建设向改革开放的转化，党的地位、作用和面临的形势、任务都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但党的建设并没有完全实现与之相适应的转型。党面临着执政合法性问题、改革开放问题、人才选拔问题、组织建设问题和干部管理问题等一系列自身建设上的根本性、全局性问题。要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稳定，维护核心价值观，实现国家崛起，就离不开法治。当前阶层关系复杂，社会矛盾多发，群体事件层出不穷，怎样在这种复杂的形式中将执政党的意志“一以贯之”？根本答案还是要靠法治。

　　了解现实，就是要明确“法治”到底是什么？它跟“法律”有何异同？它与执政党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一些学者认为“法治”就是目的，它与“民主”相伴相生，缺了哪一个都不行，要实现“法治”就得实现“真民主”、“真宪政”，“真自由”；另一官员又认为“法治”就是手段，就是执政党“以法治国”，它是政治的婢女。要解决这一左一右两种极端意见的争端，我们就得对“法治”本身有明确的理解。

　　首先，“法治”就是取信于民。儒家讲“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法家讲徙木立信，国外学者讲“为人民提供稳定的预期，使其不至于遭受暴死或权力侵害的威胁”，国内政治家讲“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本质上都是在讲这个道理。现代社会经济成分复杂，各种利益关系纠结在一起，政治团体、经济团体和社会团体之间爆发矛盾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没有国家强制力保障的法律提供安全感，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不管是精英还是民众，每个人都会生活在惶惶不可终日之中，谁来建设现代化社会？

　　其次，“法治”是一种程序性的手段。程序性手段不是应急性手段，应急性手段治得了一时，难以治一世；程序性手段消耗社会成本大，但效果十分隽永。应急性手段治“令行禁止”之标，程序性手段治“世道人心”之本。政治现代化，就是要跳出传统政治“人亡政息”的周期律，不可不用程序性手段，不得不用程序性手段。同时我们又得明确，“法治”同“市场”、“民主”、“自由”等等外来价值一样，它们终归是手段不是目的。什么是目的？人的尊严、民族崛起、文明复兴，这些才是我们的目的。

　　最后，“法治”是一种“精英统治”。西方学者称，西方法律体系最大的特点，就是从12世纪起就有一个所谓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一直存在。八百年来政权更迭不休，法律内容也几经变化，但这个共同体的培养模式、经济地位和社会角色却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化。这个共同体中的人自说自话，外界很难听懂，但只要你跟法律打交道，就等于你在跟他们打交道。这个共同体的意识形态相当程度上会影响主流意识形态，他们作为法律精英与政治精英一起牢牢把握话语权，统治整个社会。

　　法治的公信力、程序性和精英色彩，决定了它不以领袖魅力为转移，不以利益集团为转移，不以标新立异的意见为转移，这是法律人应该追寻的目标，也是人民法院所应完成的重任。我相信，我们的事业将与民族复兴的大业一起经历艰难困苦，最终走向胜利！